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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 | 斯坦福大学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中国经济的独特模式及其影响(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a’s Economy: And Why They Matter)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29日 09:14  发布作者:王修晓、杜紫薇   点击数:

中央财经大学引智项目

纪要 | 斯坦福大学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

中国经济的独特模式及其影响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as Economy: And Why They Matter)

 

2019924日(周二)晚19:30-21:30,中央财经大学引智项目,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在我校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堂202报告厅,作了题为《中国经济的独特模式及其影响》(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as Economy:And Why They Matter)的学术讲座。活动由我校社会与心理学院承办,社会学系王修晓副教授主持。我校社会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李国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王建民副教授、社会学系副主任方舒副教授及部分教师出席活动。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兄弟院校和我校共计200余名师生到场聆听了魏昂德教授的讲座。

   

一开场,魏昂德教授就指出,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相比,依然保持了一些独特的模式。这些特征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处理与主要国际贸易伙伴的关系,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接下来,魏昂德教授从国家治理、资源控制、金融系统、财政结构、公司特征、经济调控和债务问题等七个方面,逐一剖析并讨论了中国经济的独特模式。

首先,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设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动员全国性资源在某个特定时刻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加上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导致过去四十年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化和发展经济。中国的政党架构类似于一个大型的多事业部公司(a single multi-division corporation),党组织控制了从政府到公司等领域的职业(晋升)生涯,并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组织类型。此外,党组织的控制主要集中在信息、金融资产、固定资本、调控机构(regulatory institutions)等领域。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实行的是多党制,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和诉求,允许不同党派相互竞争进而影响国家决策,同时防止某个利益群体成为主导并压制其他群体,结果是不同群体(在例如税收等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这些国家的治理合法性来自于表面上的公平(legitimacy is appearance of fairness),重要的是遵守“游戏规则”。美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没有集中式的科层体制,地方政府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税收体系,缺乏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的职业(升迁)路径,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联邦主义”原则进行松散协调的“独立王国”。

其次是资源控制。无论在财政预算、社保缴费、土地收入还是国有企业利润等方面,政府收入相对于全国收入,都维持了比较高的比例。从1996年到2013年,国家对各类资源的控制比例翻了三倍:1996年只有GDP12%,现在占到了38%。这说明,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扩张,国家能力也在同步增长。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发展,目前国有企业只雇佣了大约12%的工业劳动力,但却拥有39% 的工业资产和24%的产值。国家还拥有85%的银行资产,以及全部土地和矿产资源。此外,电信、交通、教育、科研和公共媒体,也都大部分归国家及各级政府所有。2013年,中国政府的净资产,是当年GDP141%

 

讲座现场,摄影:王修晓

第三,中国的金融系统主要是基于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从资本市场(M)与银行金融(B)的比例(M/[M+B])来看,2000-2010年间,美国大约是69%,英国是66%,法国和德国分别是55%43%,意大利33%,西班牙27%,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大约在30%,而中国大陆只有20%。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市场的份额越大,经济越容易受贸易摩擦的影响。在美国,哪怕是极为细微的政策调整都有可能导致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进而给政治家带来极大的决策压力。相比之下,中国的领导人就没有这些压力,因为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太大影响,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小。此外,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都来自中国大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什么中国大陆的银行都这么大呢?因为银行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国大陆,超过80%的金融资源都来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西班牙也类似,但不同的是,中国大陆的银行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

第四是财政结构。中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对企业征收的税收,且主要基于企业及其经济活动的规模,而非利润。其中制造业的增值税32%,公司所得税21%,营业税14%。这些来自企业的税收,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7%。相比之下,美国的公司税是9%,工资所得税35%(其中公司大约缴一半),粗略比较,美国的财政收入中,来自企业的大约只有27%。来自家庭的税收只占中国政府收入的14%,美国和英国则大约占47%。这表明,中国没有对私人财富征税,比如()没有房产税。理论上,大约有20%的家庭需要缴纳部分收入税,但实际上被征收的只有不到8%。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的税收结构,即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企业和商业活动,而非家庭和私人财富?原因之一是前苏联式经济模式的遗产,以及中国历来没有对家庭财富征税的传统。再一个是,从征收难度来说,()企业数量较少,征税相对容易,家庭则以千万上亿计,征收极为困难。这同时也说明,哪怕制造业增长放缓,中国的财政收入还有极大的潜力挖掘空间。

第五是公司特征。与美国类似,中国的GDP大约有四分之三由企业和公司创造。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诞生了数量庞大的大型现代公司,频繁占据各种国际排名榜单。这些大型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缺乏国际竞争力,除了少数几个领域,比如工程建造、造船等。相比之下,很多中国私营企业,却在国际市场上大展拳脚,比如吉利、联想、海尔、海信、美的、华为、小米、比亚迪、中兴、大疆等。但与同时期的韩国和日本相比,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相对较弱。为什么?原因有很多。比如,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扼杀了企业的创新和管理能力,导致中国更多依靠吸收国外的技术;并且(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对外国投资更加开放,更喜欢在吸引外资时附加技术转让要求;中国的企业主要是给跨国公司打工,停留在加工制造低端产品的水平;等等。与此同时,按照规模和营业收入来看,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公司数量逐年递增,已与美国不相上下。从出口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目前大部分来自私营和外资企业。这说明,美中贸易摩擦给中国企业造成伤害最大的,反而是私营和外资企业,而不是美国一直试图影响和改变的国有企业。

第六,就经济调控手段和能力来说,中国拥有数量较多的工具箱。比如,通过国有银行来放贷(占银行金融业务的85%);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调控汇率;通过党组织影响国有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地方政府听从中央政策,不能自主决策;等等。相比之下,美国及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调控工具箱就只有有限的几个,比如中央银行调整利息;控制货币供应;调整公司和家庭税率(但必须经过议会同意)。以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例。中国通过银行向企业贷款,为基建项目新增了586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大约占到了当年GDP10%。反观美国,主要是以增加政府支出和税收激励的组合手段来应对,比如1520亿美元以政府为主导(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基建项目投资;减免2370亿美元的家庭税收和520亿美元的企业税收;增加1550亿美元医保支出和1000亿美元教育支出;给低收入工人补贴802亿美元;等等总计8310亿美元。虽然金额大于中国,但支出渠道和调控结构却完全不同。

最后是债务问题。中国主要靠委托银行发行债务来刺激经济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25%,增长到2011210%2017320%。相比之下,2016年,这个比例在美国是350%,日本是465%。但债务的结构分布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将近70%的债务集中在企业,而美国和日本则不到30%。如果放到其他经济体,这个债务水平(及增速)很有可能会诱发金融危机,但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较小,对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且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为国家所有、受政府控制,所以发生金融恐慌的机率极小。当然,债务负担还是会拖累经济增长,因为新增贷款大部分都被挪用去还旧的债务,导致新项目缺乏新的资金。这还意味着,中国不会轻易开放其金融系统。放开汇率会导致资本外逃,影响人民币稳定;减免贷款以帮助国企脱困会导致财税基数缩小。这反过来又会促使国家把财政收入的重心转向家庭,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但这可能会打破现有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合法性基础的政治平衡。

 

主讲人魏昂德教授,摄影:王修晓

讲座的最后,魏昂德教授总结了上述七个特征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高速增长即将结束,居高不下的债务和杠杆率,会迫使中国必须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或者进一步减员增效。私营部门和外资企业创造了超过80%的就业岗位和90%的出口,然而国家依然通过补贴和授信,照顾国有企业。随着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生产效率、出口占比及其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的贡献逐渐增加,中国亟需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a more even playing field)。其次是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上述这些特征和模式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吗?它们是否适用于一个中低速增长、高效率水平和高创新能力的新体系呢?低增长会给财政系统造成很大压力,进而迫使税收向家庭倾斜。对收入、资本所得和财产增税确实可以扩大财政收入的基础,但这也会带来很多政治敏感的问题。此外,银行贷款需要从扩张经济规模转向提升资产回报率,这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再有就是绩效合法性问题。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是否有可能从维持经济高速增长,转向养老、医疗健康、公共服务等领域?最后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庞大的贸易失衡导致中国的经济伙伴抱怨现有竞争模式不公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上述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很难平息这些抱怨和指责。这就出现了一个困境:国际社会的抱怨是“拖垮中国”的阴谋吗?还是说,这些抱怨是基于一些合理的担心?即经济制度的差异削弱了其他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导致这些经济体国内民众施压他们的领导人对“中国威胁”做出(强硬)回应。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对美中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维持合作和互惠的经济交往,会是巨大的挑战。可行的办法是,双方都应该尊重和理解各自的经济制度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促进双方经贸谈判的意义。

听众提问,摄影:陈艺伟

   结束主题演讲后,魏昂德教授还同在座的师生,就外汇管制、创新机制、企业审计和官员腐败等问题,与听众进行了友好的互动和交流。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这是暨2017113日在我校沙河校区做了题为《中国企业改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讲座之后,魏昂德教授第二次受邀到访我校。下个月,也就是1022(周二)下午14:00-16:00,魏昂德教授将第三次来访,以《历史社会科学的若干方法》(On Methods of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为题,与大家交流社会科学中的几种历史研究方法,特别是如何利用访谈、口述史和档案等历史素材,将定性资料转化为定量数据库的具体方法和技巧。敬请期待后续详细通知。

合影,摄影:陈艺伟

      声明:以上纪要内容,主要根据魏昂德教授的PPT课件及现场听课笔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

 

About the Speaker

 

主讲人魏昂德教授,摄影:陈艺伟

Andrew G. Walder is the Denise O'Leary & Kent Thiry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in Stanford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Senior Fellow in the Freeman-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 is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nd by courtesy, Political Science. He served as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s director of the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Research Center, and as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and Area Studies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Apolitical sociologist, Walder has long specialized on the sources of conflict,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communist regimes and their successor states. His publications on China have ranged from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Mao era to changing patterns of stratification, social mobility, and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post-Mao era. Another focus of his research has been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iet-type economies and their subsequent reformand restructuring.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popular political mobilizationin late-1960s China and the subsequent collapse and rebuilding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 "After State Socialism: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ransitional Recessions" (with Andrew Isaacson and Qinglian Lu),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2015 ) ; "Public Housing into Private Assets: Wealth Creation in Urban China" (with Xiaobin He), SocialScience Research ( 2014 ) ;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kets" ( with Tianjue Luoand Dan Wang ) , Theory and Society ( 2013 ) .

Walder joined the Stanford faculty the fall of 1997. He received his PhD in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1981 and taugh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before moving to Harvard in 1987. He served as chair of Harvard's MA Program on 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 for several years. From 1995 to 1997, he headed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1996 to 2006, as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he chaired its Panel on th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Business Studies.

     

撰稿:王修晓、杜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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