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中财社会与心理学院午间沙龙】2018年春季学期第七期

林盼：“又红又专”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建国初期国营工厂内部管理的若干问题

2018年5月23日中午12:00-14:00，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午间沙龙2018年春季学期第七期，暨“组织社会学系列讲座”第二讲，在我校学院南路校区中财大厦10层1033会议室如期举行。

本次沙龙的主题是《又红又专”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建国初期国营工厂内部管理的若干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盼老师主讲，学院王修晓老师主持。与会者人员有：学院王建民等老师和同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陈印政老师。

主讲人林盼老师首先交待，本次讲座内容主要基于他近年来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是《红与专的张力： 1949－1965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发表于《学海》2015年第3期；二是《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国营企业技术精英地位获得（1949-1965）》，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接下来，林盼老师介绍了这两篇论文的研究初衷。在单位研究领域，已有文献大多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要么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要么着眼于企业组织层面的实践分析。由于进入现场的难度随着层级自上而下逐渐增加，导致微观个体层面的行为分析，尤其是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相对缺乏。在进入（历史）现场这个问题上，林老师反思了史学资料，包括回忆录、口述的局限，认为档案、日记和书信的重要性相对更高，但这类史料的获取难度也相应更大。

由此，林老师提出本次讲座的研究问题：即毛泽东时代精英地位获得的逻辑。已有文献主要分为两个脉络：一条脉络强调出身决定论，认为阶级、党员以及政治表现等因素，决定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流动轨迹；另一阵营则坚持精英分割论，强调政治忠诚和技术、教育水平是社会主义国家选拔精英的两类标准。技术精英职位如同一个“避风港”，让出身不佳、教育良好的人群获得了生存和向上流动的机遇。回到史料，林老师发现，随着政策的摇摆，建国初期国营工厂的精英选拔，时而看重政治可靠程度，时而看重实际工作能力，呈现出一种阶段性差异。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红而不专”、“专而不红”。

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宏观的制度变迁因素：国家常常会重新评估某些社会群体的资源价值，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改变这些群体之间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今天的资本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不利条件，反之亦然。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的一长制，导致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失控”；“大跃进”时期改为“党的一元化”，逐步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红又专”的干部选拔标准开始逐步贯彻和扩散。二是微观的利益冲突因素，从“能动者”的分析框架出发，考察企业领导、技术精英与普通工人具有多元化的工作动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工人技术干部提拔指标的存在，原先制定的参选标准一降再降，对数量的追求成为工厂领导首要关注的问题，造成审查标准的严重下降。所导致的结果是，由于指标压力的存在，党委领导往往越过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等中层干部，通过圈定符合最低条件的工人名单，将工人火线提拔为技术干部。这导致工厂内部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立，形成李猛等人所说的“派系结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经济调整，随着“工业七十条”的颁布，“党政分工”重新确立，技术等级制才部分得到恢复。

最后，林盼老师简要介绍了研究结论。建国初期，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表现为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矛盾冲突。大跃进时期“又红又专”概念的提出，提拔工人技术干部的做法，都可以视为共产党试图掌握文化资本的再分配权力，对旧精英占据优势的领域进行削弱、剥夺的尝试，由此直接对技术精英的生存境遇产生影响。今后的单位研究，应该重新重视其“生产属性”，这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建国之前北方土改的过程中，“翻身”与“生产”两套话语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紧张、错位乃至‘斗争’”。工业、农业两个领域的案例同时表明，“抓革命、促生产”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紧张，以革命的方式指挥生产，很难实现革命与生产的兼顾，最终只能在激进—妥协的摇摆中寻找平衡点。

沙龙尾声，中科院大学陈印政老师，我院王建民、王修晓老师，以及研究生张亚峰和朱晓宇同学，分别就“又红又专”最早提出的时间和历史语境、史料的考证和辨伪、工程师职业群体的自主性和技术门槛、公立医院医生的职业比较研究等问题，与林老师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简介：林盼，历史学博士，先后求学于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关注经济史、历史社会学等领域；近年来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青年研究》、《学海》等杂志发表“单位制与国家治理”、“企业管理与政商关系”和“区域经济与社会研究”相关主题论文十余篇。

撰稿：王修晓

责编：王建民